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
分类:文物考古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

  

一  “十一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

    考古学的研究资料来自田野考古工作。 “十一五”期间的田野考古工作量很大,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然导致大量地下古代遗存被发现。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力量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一些从未登录的古代遗址同时被发现,为考古学界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但是真正有质量的资料还是来自那些有充分调研的,即通常所说带有明确课题意识的“主动发掘”的田野考古工作。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历年久远,很难保存下来。因此,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从来就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十一五”期间,有关旧石器早、中期的田野工作仅可举出浙江、云南等少数几项,大多数田野工作重点相对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上。在过去工作较少的天津,调查发现了27处旧石器地点;黄河两岸山西吉县[1]和陕西宜川[2] 的调查和发掘,又发现了数十处新地点;宁夏灵武水洞沟不仅系统发掘了水洞沟盆地西南边缘的第3、4、5三个地点[3],还在银川和宁夏南部等地发现多个新地点;对河南许昌灵井遗址[4]的持续发掘,发现了包括上下两个文化层在内的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下文化层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江苏连云港将军岩遗址[5],也发现旧石器晚期遗迹和遗物,出土了东部沿海地区地理分布位置最南的细石器遗存。此外,四川、云南、福建、黑龙江、吉林、河北、西藏、浙江等地,也发现该时期的遗存。

    各地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以宁夏灵武水洞沟、山西吉县柿子滩、陕西宜川龙王辿[6]、河南新密李家沟[7]等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掘,十分重视新的科学发掘技术的运用和多学科合作,除详细记录遗物的三维座标,对全部出土物进行筛选,更全面系统地收集有关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外,还对遗址开展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的埋藏学、沉积学、古脊椎动物学、年代学等多学科综合分析。

    在继续注重石制品的类型学研究、石器的特点和文化关系等等的探讨基础上,研究者利用石器拼合和操作链等概念和技术,着力探讨早期人类的行为特点、生存模式以及早期人类的分布、迁徙和交流等问题,并试图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特点、中国远古人类的发展演化特征等做出适当的解释。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十一五”期间,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继续成为重点关注的课题。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的持续发掘,为认识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特点和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北京东胡林遗址[8]的持续发掘,尤其是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9]发现的旧、新石器过渡期间的连续地层,以及早期陶器与细石器共存的资料,为讨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浙江浦江上山[10]、嵊县小黄山[11]、余姚田螺山[12]等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发掘,则为进一步讨论早期水稻农业的特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聚落考古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得到重视。区域系统调查进一步普及,因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文明探源工程和大规模基本建设而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工作,不仅填补了地区空白,也为认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积累了资料。过去开展工作较少的贵州等地,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填补了缺环。重要的聚落考古发掘遍布全国大多数省区,从南海之滨的广东深圳咸头岭[13] ,到内蒙古高原的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14],从杭州湾南岸的浙江余姚田螺山[15],到横断山区的四川汉源麦坪[16],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重要遗址和墓葬的揭示,为建立更加丰满的中国史前文化体系,认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均提供了新的材料。四川新津宝墩龙山时代外城遗址、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大型城址[17]、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晚期大墓[18]、陕西高陵杨官寨仰韶文化环壕聚落[19]、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20]、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21]、安徽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22] 等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十一五”期间,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多学科合作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得到进一步开展,无论区域调查还是发掘,工作中都注意系统收集各种信息,更加注意以聚落为中心的整体研究。

    (三)夏商周考古

    三代考古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都城和城址方面。在城址考古的工作方法上,更多关注了遗址布局、功能结构等聚落形态问题。河南平顶山蒲城店二里头文化城址[23],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二里头文化城址。安阳洹北商城经钻探与试掘确认城址中南部存在宫城,面积约41万平方米。西南隅另有一小城,居民点多集中于宫城之外的西北和东北部[24]。近年发掘宫城内2号基址[25]总面积近6000平方米,与1号基址应属同一建筑群。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多条道路、大量祭祀性遗迹等重要现象[26],为殷墟都邑的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与这些大型城址聚落不同,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27]是一座商代晚期的村落,发掘较为完整地揭示出聚落的布局,为研究商代基层社会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28]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陆续有重要发现,在系统考察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区和最高等级墓地陵园和普通墓地等关系的同时,还新出土大量刻辞卜甲,发现总字数超过了过去历年发现西周甲骨字数的总和,是研究周族历史和周人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29]及其内的夯土台基、贵族墓葬与车马坑,刻辞卜甲和带有“齐公”铭文的青铜器等材料,对研究齐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河南荥阳娘娘寨两周城址[30],始建于西周晚期,为以往发现甚少的西周城址增添了新的资料。而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河南濮阳高城东周城址,发掘者推测其应是春秋时期卫国都城遗址[31]。此外,山东渤海南岸地区晚商至西周多达300余处制盐遗址的发现以及通过对其中若干遗址的全面揭露[32],首次了解到该地区应为殷墟时期商王朝的盐业生产中心。遗址高度密集和整齐划一的制盐设施,以及对其他相关现象的综合分析表明,这是一种国家行为,并为西周王朝继承,约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其生产组织系统才发生变化。这一发现为理解商人东进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线索。

    “十一五”期间,三代王朝周边地区的考古也获得较多的进展。重要者可举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33]、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34]、福建浦城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35]、湖北郧县辽瓦店子两周遗址[36]、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37]、云南大理银梭岛冶铜遗迹[38]、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39]、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赤峰三座店石城遗址[40]和二道井子聚落遗址[41]、湖南永州潇湘上游商周时期遗址群[42]的调查与发掘收获。这些发现,对研究当地青铜文化面貌、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东周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墓葬和陵园制度上的收获最为丰厚。山西曲沃羊舌墓地[43]时代约在两周之际或稍晚,是一处晋国国君墓地,墓主可能是晋文侯,与夫人异穴并列合葬。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44]保存完好,在周代墓葬制度及社会历史研究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甘肃张家川马家塬等战国时期戎人贵族墓地[45]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随葬品极其丰富和具有鲜明特点,大量金饰和料珠等,皆指向通过欧亚草原与中亚乃至西方的交流。附近礼县大堡子山城址发掘和西汉水上游流域调查[46]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既为早期秦文化探索和秦早期都邑研究提供了资料,同时也有大量反映秦戎关系的重要线索。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47]结构特殊,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墓葬考古研究的内容,填补了有关钟离国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江苏无锡阖闾城[48]的发现是吴国历史研究上新增的重要资料。旨在整体探讨墓地陵园制度的考古工作还有河南新郑胡庄春秋郑国家族墓地、战国晚期韩国王陵[49]等项目。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园[50]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大致摸清了雍城秦公陵园兆沟内、外的整体布局结构及内涵。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51],推测应为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陵寝。湖北荆州熊家冢[52]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全面揭露出一座由王墓、大量陪葬墓、特大型车马坑等组成的战国楚国国君陵园。

    (四)秦汉以降的历史时期考古

    1、城市遗址考古

     汉唐城市遗址考古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收获,主要是都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的考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开展。秦阿房宫前殿遗址附近的上林苑宫殿建筑群3、4、5、6号建筑遗址的发掘,证实大部分建筑基址为战国时期,有的沿用至西汉[53],这对厘清秦汉时期的上林苑布局具有一定价值。西汉长安城遗址陆续发掘了直城门、城内道路、桥梁等遗迹,丰富了以往的认识。其中对楼阁台遗址附近进行考古钻探中新发现两个东西并列的小城,应为建筑于旧西汉长安城东北隅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宫城[54]。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宫城,2008年,新发现北魏宫城2、3号建筑遗址[55],其中2号遗址为一座三门道的大型殿堂式结构宫门建筑,形制结构与阊阖门多有相同之处,这是继宫城正南门阊阖门遗址发掘之后的又一新发现。邺城遗址在发掘了东魏北齐佛寺塔基遗迹之后,进而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北朝寺院遗址,这对于邺南城平面布局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56]。隋唐两京长安、洛阳遗址的考古在“十一五”期间发掘面积大、发掘遗迹类型丰富。其中对丹凤门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揭露该宫城门五门道的形制[57];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址以南地带发现宫殿式建筑、园林式建筑、防卫设施以及渠道、桥梁、道路等一系列新遗迹类型,为了解唐大明宫前朝部分和宫城制度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58]。隋唐洛阳城确认出中心区宫殿建筑群中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夯土基址的叠压打破关系,为研究洛阳隋唐城宫城的平面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59]。杭州中山中路南宋御街的发掘和皇城的范围也继续有新的发现。继河北张北县元中都发掘“工”字形宫殿基址和宫城南门、西南角楼遗址之后,在内蒙古正蓝旗也发掘了元上都内城明德门(午门)和穆清阁建筑基址[60],为了解蒙元“离宫”性质的都城形制,作了有益的探索。

    “十一五”期间,地方城址较为重要的考古项目有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大同北魏平城、南京三国至南朝建康城、太原北朝隋唐晋阳城、河南延津沙门古黄河渡口汉代至金元各时期城址、扬州隋唐至宋扬州城、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重庆合川抵抗蒙(元)的钓鱼城军事城防以及黑龙江汉魏时期炮台山城址、辽宁省高句丽中晚期的凤凰山山城遗址、湖北蕲春罗州城遗址的发掘等[61]。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河南叶县发现的集镇遗址为我们了解中原地区集镇的形成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2、陵墓考古

    “十一五”期间,相继出版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62]和《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总结和公布了秦始皇陵园考古阶段性成果[63]。西汉帝陵考古工作重点在帝陵陵园、陵邑总体布局上,通过大面积勘探、试掘等技术手段,对陵园的分布、陵园布局、陵寝建筑、陵邑形制等有了全面的认识[64]。洛阳东汉帝陵也作了调查工作,获得了邙山陵墓群中东汉帝陵位置分布的重要线索[65]。新发现汉代诸侯王级别的陵墓如安徽六安双墩汉代墓地1号汉墓,推测墓主为西汉六安国共王刘庆[66];湖南望城县风篷岭1号汉墓采用了“黄肠题凑”的葬制,推测墓主为西汉晚期长沙国王后[67];西汉中前期的山东青州香山 “甲”字形大型墓也应当为同一级别的墓葬[68]。这些发现对研究汉代诸侯王陵制度和地方史皆有重要价值。隋唐以降的帝陵考古有唐肃宗建陵和唐德宗贞陵的调查[69]、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考古发掘、西夏六号陵陵园遗迹的考古工作,西夏陵基本上仿宋陵而作,但在许多方面又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除了帝王陵墓考古之外,还有大量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墓葬资料。

    汉代墓地墓葬考古较为集中在西安、洛阳地区,在广东广州、广西、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山东临沂、甘肃河西、江苏徐州、山西北部等地区,也有不少同期收获。

    汉代以后北方地区新出的重要墓葬资料有陕西西安凤栖原十六国至隋唐墓地、咸阳国际机场十六国隋唐墓葬、西安西兆余村唐秦守一石椁墓、宁夏固原杨庄北朝墓、河南安阳固岸北朝至隋墓地、河北磁县东魏元祜墓、北齐高孝绪墓、河南洛阳北宋富弼家族墓地、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陕西高陵灰堆坡明代石室墓等[70]。这些墓葬中有许多以前没有发现的新材料,如陕西韩城盘乐村宋代壁画墓墓内壁画以及木榻等遗物保存完好,壁画题材新颖,有关于中医药的画面,也首次在墓葬壁画中出现了释迦牟尼涅槃图。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有明确纪年,墓主人及子孙家庭成员形象共绘于一室,丰富了我们对宋金时期流行题材“开芳宴”中人物关系的认识。

    南方地区新发现的重要墓葬资料有湖南长沙市桂花坪印山坡东晋墓、永州河西工业园汉晋古墓群、广州西湾路旧广州水泥厂南朝墓葬、江西宜春樟树村隋纪年墓等[71]。其中旧广州水泥厂一带古墓葬非常集中,历年屡有发现,近年新增清理发掘的15座南朝砖室墓虽然大部分受严重盗扰,但M6、M10等墓内随葬器物完整保留,制作工艺精良,这为研究广州地区各时期墓葬的区域分布、分期提供了参考资料。此外还有四川彭山正华村北宋石室墓、南京江南区清修村宋代墓园、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氏家族墓。其中不乏大的家族墓葬,为研究这个时期的家族制度、丧葬习俗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3、手工业遗址考古

    “十一五”期间手工业考古工作仍多集中在传统的瓷窑址方面,重要工作有浙江上虞尼姑婆山越窑址发现的三国西晋时期的瓷窑作坊,清理出1座龙窑和大量瓷器、窑具等,代表了当时青瓷生产工艺的最高水准[72]。景德镇市西南丽阳乡五代瓷窑址出土了大量青瓷器,其始烧时间与景德镇市区湖田、杨梅亭五代窑址基本一致,对于宏观研究景德镇周边地区瓷窑发展史具有一定意义[73]。四川崇州公议镇的天福窑时代为7世纪至8世纪初,值初唐至盛唐阶段,其发现丰富了川西平原唐代窑业的创建与发展的材料[74]。其他南方窑址的发现还有浙江奉化下宅弄唐宋窑址、江西浮梁凤凰山宋代窑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江苏南京窑岗村30号明代琉璃窑址等。北方的河南巩义白河北朝窑址经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青瓷及少量白瓷,为研究中国早期白瓷的起源及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作为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白瓷生产的代表性瓷窑之一,产量巨大,影响广远,该窑址的发掘在定窑的始烧年代、白瓷工艺技术发展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新资料。

    砖瓦建材窑址的考古工作是“十一五”期间手工业考古的另一亮点。浙江宁波市马岭山的东汉时期制砖瓦窑为馒头窑,在浙江地区属首次发现[75]。河北磁县南营发现了十六国时期砖瓦窑址,该窑址结构清晰,出土了大量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是研究十六国时期砖瓦建材制作工艺的珍贵资料[76]。另在洛阳隋唐东都外郭城附近,曾多次发现隋唐时期的砖瓦窑址[77]。

    其他种类的手工业制作作坊有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制铁的烘范窑,出土90余套叠范[78]。山西夏县师冯则发现了汉代末期私铸或盗铸货币的窑址[79]。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浙江富安造纸作坊遗址的发掘工作,为我们认识宋代以来造纸技术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这些发现可以和文献中记载的造纸流程,尤其是竹纸的生产工艺相互印证。

    4、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遗址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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